西安路过武汉么？
在古代，西安到武汉是经过长江的。武汉三镇的“武”是指江夏，武汉因江而生，在“九省通衢，货贿来居”的同时，也“川泽群污，其气不宜久处”。
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曾描述江夏“气卑土薄，居人每苦下消”，意思指由于江夏地处丘陵、易被水淹，土质不好，当地人往往患有“下消渴”病。中医所称的“消渴”分为上消、中消和下消，上消主要症状是口渴，中消主要症状是多食易饥，下消主要症状是多尿而且尿有甜味。现代医学发现，这些症状都是糖尿病的临床表现，因此“消渴”被认为是糖尿病的古代称谓。
江夏是“下消渴”病的高发区，在明清时期，这里几乎每年都有糖尿病患者成批死亡的报道。1842年，《武昌县志》曾记载了当地人治消渴症的情形：“夏月苦下消，水不能济，饮愈饮而消愈甚……或饮冷甚，腹且坚胀，痛不可忍，是名曰饮霍，率死鲜救。”
汉朝开始，就有医家认为糖尿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，是多种病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《黄帝内经》把体质、情志、饮食、劳倦、外伤、六淫邪气等都当作糖尿病发病的可能病因，但对不同的个体发生糖尿病的病因有所区别。古人还把糖尿病称为“脂泣”和“膏淋”，认为血脂的代谢失常也是糖尿病的发病原因，这都说明古人对糖尿病病因的研究是比较透彻的。
古人治疗糖尿病主张从整体出发。对于上、中消治宜清热润燥为主，对于下消治宜养阴清热为主。对于形体肥胖、多食易饥、苔厚脉滑，因多食积热而发病的糖尿病人，治疗宜清热消导；对于体瘦乏力、中气不足、气不化水、多食善饥、舌质胖淡、苔白、脉弱者，主张以补中益气为主，两者治则大相径庭。
唐朝孙思邈所著《千金要方》收录了当时治疗消渴症的26方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消进行治疗。其中针对下消的一首方剂中，含有桑耳和茯苓等有利尿作用的中药，能增加尿量，从而增加糖分的排出，这是典型的针对糖尿病人“多尿”症状而设。
宋朝以后的医书中，记载的糖尿病方剂更多，大多疗效确切，一直沿用至今。例如《圣济总录》中的消渴丸、六味地黄汤，张洁古的肾气丸，朱丹溪的虎潜丸等，都是治疗糖尿病的名方。直到现在，中医生在治疗糖尿病时还非常普遍地使用这些方剂。